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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图腾VS獒文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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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图腾》热度未减，一本以狼的天敌为主角的新书———《藏獒》已经迅速走红，这部最早发表于《当代》2005年第5期的小说，在上市仅一个多月，销量就已超过了10万册，而该书电影电视动画片的改编版权已被捷足先堑挠笆庸疽?5万元人民币买断。记者近日专访了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文坛过多关注的作者杨志军。 ■没有《狼图腾》也会写《藏獒》 很多人在看到《藏獒》这本书时，都会不自觉地把它与《狼图腾》作一个对比。对此杨志军坦言，《藏獒》的创作多少受到《狼图腾》的影响，特别是在创作的动机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刺激。但他强调说，创作这部小说首先是依赖于自己以及他父亲的生活。“老实说，没有《狼图腾》，我也会写《藏獒》，有了《狼图腾》，或者说是有了由于《狼图腾》引发的所谓‘狼文化’，我会写得更加理直气壮。这和跟风创作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由文学上升为文化，而且是极有现实针对性和普及性的文化，畅销就会成为必然。但《藏獒》和《狼图腾》由所述物种的对抗，到文学的对抗，再上升到文化的对抗，实际上是由读者来决定的，因为他们感觉我在书中倡导的“獒精神”与时下流行的“狼文化”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不一样。 ■獒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 杨志军说，他在写作时考虑最多的是重塑国民性的问题。他解释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富强了，大家也有钱了，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以什么形象出现在别人面前的问题。“我们不能是老虎，也不能是狮子，因为老虎狮子是伟岸的，凶猛的，但缺少亲和力，和我们中国人渴望的那种人格形象相去甚远，狼更不值一提了，但我们也不能是其他动物，如藏羚羊、熊猫这些动物，它们非常善良可爱，但却是弱者，是受欺凌的或者仅仅是欣赏的对象。什么动物能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呢，我认为唯有藏獒，它是威猛的，也是善良的，并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和秩序，如藏獒从来不会到别人的领地去咬别人的动物，但一旦有狼或其他的敌人威胁到它所守护的羊群时，它又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从这一点引发出去，杨志军认为，一般的老百姓如果不愿意做羊，也做不了狼，还有一条道路可选择，就是做可以与狼对抗的藏獒。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竞争社会、金钱社会、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当他不能使自己变成一个“大人”的时候，他就应该使自己在精神上有一种更加强大的支撑，这种支撑，他把它概括成藏獒精神，也就是獒文化。“这并不是说人要向动物学习，而是人类丢失的东西的确太多太多，而人类丢失的许多东西，在动物身上却没有丢失。这也是我写作的初衷吧 ■藏獒的“忠城”和“奴性”不能混为一谈 《藏獒》出版后，所到之处也并非全是掌声，杨志军告诉记者，也有读者坦率地表达过对《藏獒》一书的不满，其中，主要的质疑集中于《藏獒》中的“獒性”，或者说是“忠诚”，从某一种程度上说，是不是宣传了一种奴性。杨志军称，作为一个物种，藏獒是依附于人类的。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下，忠诚发展成为藏獒的本能与精神气质，放弃了野性。这里的“忠诚”跟“奴性”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不过，他也承认，《藏獒》所呼唤的獒文化实际上是自己的一种梦想。他说：“我考虑这部作品的当下性问题时，实际上还是很天真的，也可能书中所描述的只是我作为作家的一个梦，但在这个梦里，有我对于好社会、好人格、好生活的一种理想，这本书是我内心世界渴望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表达。” 2004年，《狼图腾》给文坛注入了一支兴奋剂。这不只是因为以往尚未有对草原生命如此规模的宏大叙事，更因为这部并非"纯文学"的文学作品向读者灌输了有关"狼性"或"狼精神"的理念而引发了经久不息的争论。《狼图腾》问世后，有关讨论已不限于其艺术层面，人们将视线更多地聚焦在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藏獒》同样如此。当这部在题材上类似《狼图腾》的长篇小说甫一问世，便挑起了有关藏獒和"獒性"的话题，且矛头直指《狼图腾》。用媒体的话说："《藏獒》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发出了向《狼图腾》挑战的信号，以至于人们在去年惊呼'狼来了'之后，今年又惊呼'獒来了'。"将《藏獒》和《狼图腾》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同样的生命题材，相似的怀旧情调，不惜笔墨的动物撕杀的场景描绘，让《藏獒》的读者不能不想到《狼图腾》。更重要的是，透过文本表层，两部作品在深层次都包含着浓厚的文化意蕴和主题。《狼图腾》通过插队知青陈阵在草原的经历深刻表现了狼在草原生态链中的作用，表现了作者所宣扬的"狼精神"。"狼性"成为《狼图腾》大肆宣扬和推崇的关键词。而在《藏獒》中，杨志军笔下高原藏獒的"獒性"成为作品着力表现的对象。一群高原藏獒的身上集中了人类所应具备的美好品德，成为足以抗衡《狼图腾》的另一部生命叙事作品。《藏獒》是一部动物题材的小说，而动物题材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可以归纳为工具型和拟实型两种，当作品中出现动物形象，尤其是工具型形象时，必然是作者采用的一种叙事的修辞选择。 藏獒正是属于这里所说的工具型动物形象，被人性化书写的藏獒形象正是作者用来呼唤人性、表现人类社会的一个工具，一面镜子。在《狼图腾》中，陈阵在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领略了草原狼群的魅力，看到了狼在草原上苍凉、豪迈的形象，深深地迷上了草原狼，并开始自觉反思人与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等具有深刻哲理性的问题。同样，在《藏獒》中，主人公"父亲"也在与藏獒的接触中看到了这种高原动物身上所具有的人类传统的尊严、责任和忠诚等美好品德。在《藏獒》中，作者以人性化的手法描写"獒性"，其实也是用"獒性"呼唤人性。作品问世后，杨志军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里的獒性是指'文化獒性'，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极端缺乏的道德良心的体现。我写藏獒，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它们伟岸健壮、凛凛逼人、疾恶如仇、舍己为人，是牧家的保护神。说的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 很显然，作者书写的"獒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当代人类所日益缺乏的美好品德。可以说，《藏獒》的问世无意中承担了特定的文化责任。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全局性的变化。根源于市场经济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价值观念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以至于在局部领域信仰动摇，精神溃散，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奉献、忠诚、责任、勇敢等受到时代的遗弃。如今，传统道德体系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原则支配下已岌岌可危，资本带来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原则消解了曾是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传统美德。在这样的背景下，《狼图腾》诞生了，人们将狼视为崇拜对象，推崇"狼性"、"狼精神"。特别是在商界，"狼文化"所宣扬的"狼道"、"狼经"这些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被市场经济中的商家奉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恒定规则。李建军在评论《狼图腾》时说："在一个王纲解纽、价值混乱的时代，一切都有可能被颠倒过来，一切都有可能被弄'拧巴'。无耻便是荣耀，下流等于高雅，'流氓'成为'英雄'"。的确，似乎正是缺少道德和信仰制约的市场经济把人异化成了狼。 《藏獒》问世后，作者杨志军及其责任编辑在《藏獒》的发布会上与到会者公开讨论"中国到底是需要'狼性'还是'獒性'的问题"。在小说后记《远去的藏獒》中，杨志军也立场鲜明地写到："狼是卑鄙无耻的盗贼，欺软怕硬，忘恩负义，损人利己。藏獒则完全相反，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藏獒一生都为别人而战。狼以食为天，它的搏杀只为苟活；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狼和藏獒，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 作者正是用藏獒的"獒性"来抵抗日益高涨的"狼性"，用"獒性"呼唤在当今社会中被日益忽略的人类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最基本的品德。 《藏獒》的意图是好的。用獒类世界隐喻人类世界、用"獒性"呼唤人性，使得《藏獒》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但是，换一种角度看，像《藏獒》这种用动物影射人类的文学作品，由于其题材的限定，使作品从一开始便带有致命的缺陷。小说通过獒与獒的争斗刻画了藏獒的英勇、机智，但是，这种血腥残酷的生死角斗毕竟发生在同类之间，英勇善战从另一种角度看其实不过是自相惨杀。小说写到獒类的尊严和耻辱感，但是，互相羞辱对方的却恰恰是藏獒自己；小说中主要刻画的藏獒冈日森格一方面可以说是英勇善战，但是在与獒王以及白狮子嘎保森格作战时，却用了为獒类不齿的卑劣方法；小说写到藏獒的忠诚，但是这种各为其主的忠诚仍然是一种奴性；如此等等。这一切是小说《藏獒》无法回避、也无法解决的矛盾。动物题材是一把双刃剑，在出彩的同时也无法回避其题材本身带来的遗憾。正如《狼图腾》将自然界凶残、狡猾、阴暗的狼形象升华为一种图腾，并正面宣扬所谓"狼道"、"狼精神"而显得无稽和荒谬一样，《藏獒》也仍然不能摆脱这种困境。应当说，选择什么题材，如何处理好题材，是当前和未来乐于写动物的作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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